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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铜器铸造方面，由于在郑州和安阳都发现有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铸铜遗址，而且铜器本身也保存有某些铸造痕迹，因此，可以对当时的铸造工艺作出一定的判断。商代铜器均采用合范方法铸造，范的则视器形而定。商代早期的铜爵是由2块腹范、1块□范、1块底范和1块芯座合范浇铸的，而商代晚期的铜爵则需用16块外范。商代中期除能够铸造大型器物外,已能用分铸的方法,将一些器物的附件预先铸好，再和主件铸接在一起，例如卣的提梁就是另行铸造的。对于同类器物器形的鉴定，即使同一类型的铜器，由于出现时间不同，形体也有很大变化，这也是断定器物年代和真伪的重要依据，铜器作伪方法有以下几种：①全器均系伪器②器真铭文伪③器真纹饰伪④器真铭文、纹饰皆伪⑤铭文真器伪⑥器身有真有伪⑦一件器物由两件或3件真器部分残片拼凑而成⑧器身真，但附件（盖、提梁等）伪等。这些需要我们从器物类别特征、年代、时代风格等不同方面进行综合分析。铜鼎，反映中山国政治的出土器物，有“刻铭铁足铜鼎”、“夔龙纹铜方壶”、“铜圆壶”等，三件重器分别刻有469字、450字和204字铭文，为研究中山世系和中山国的重大历史事件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。“刻铭铁足铜鼎”又称王鼎，王即位十四年时（公元前314年或公元前313年）采用分铸工艺制作而成。通高51.5厘米，腹径65.8厘米。盖钮与腹足部之间刻铭文77行469字，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战国时期字数多的一篇铭文。从这座铜鼎以及“夔龙纹铜方壶”、“铜圆壶”的铭文中，可以大致推出王及其前后的中山国诸公的在位年代。
